文：愛麗絲
擔任少年法庭法官的專訪者千宗湖整個最八年歲月裡，千宗湖法官遇見了超過一萬兩千名孩子們。所遇少年少年
大多數犯下罪行的犯作法官非行「非行少年」，既沒有能放心依靠的韓國地方，也沒有可以安心休息的不到保護場所，犯錯的體這孩子理當受罰，但在罪行背後的專訪者千宗湖整個最故事，或許同樣值得深究與關懷。所遇少年少年
《我所遇見的犯作法官非行少年犯》中，千宗湖法官書寫自己在法庭上遇過的韓國各種案例，以及在給予犯罪靑少年們處罰時內心的不到保護掙扎與思考，讓讀者能從另一種視角，體這更加理解這些身心受了傷的專訪者千宗湖整個最「非行少年」。
以下，所遇少年少年是犯作法官非行我們與千宗湖法官的跨海筆訪：
- 問：您在書中提及，自己也曾因貧苦、冷落而遭遇挫折，當時讓您印象最深刻的挫折大約是什麼情況呢？您曾因自己的經歷，對社會抱持不平、或面臨差點走上錯路的時刻嗎？是哪些人事物接住了您，讓您在理解「世界是傾斜的秤」的事實後，能持續努力並達成夢想、成為法官呢？
答： 我在韓國最貧窮的那段時間，出生於一個貧窮的家庭，並且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貧窮使我成為相當內向、消極的孩子。在國小階段，我因為沒辦法準備好課堂上老師要求的東西，經常缺課，也因為這樣的貧困，導致我的交友較為被動。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繳不出500韓元的育成會費（譯註：是韓國1970年代開始，國民學校以子女教育為名目向家長強迫收取的費用，90年代末期全面廢除），上課上到一半被學校趕出去。但是我從不認為自己貧窮的責任在於社會，因而對社會抱持不平，也不曾走上錯誤的路。
升上國中後，我才切身體會到「世界是傾斜的秤」。因為我直到那時才明白，學校成績永遠名列前茅的孩子，大部分不僅家境好，之前也都是上私立小學，早就修過國中才教的內容。
就算這樣，我也沒有灰心喪氣。我可以告訴各位，雖然要追上前面的同學並不容易，但是我願意接受自己不那麼好的條件，就算再累，也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
- 問：您最早是什麼時候、哪些關鍵因素讓您下定決心要成為法官呢？您覺得司法體系中如法官、律師、恢復中心老師等不同角色，各從哪些面向對非行少年有哪些影響呢？審理少年事件與成人案件，您認為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答：我本身有紅綠色弱。紅色和綠色單獨存在的時候，我可以區分各自的顏色，但是兩種顏色混合在一起的時候，我沒辦法分辨清楚。在學期間，我聽說色弱患者不能讀理組，所以選擇進文組；而在文組學生當中，成績優秀的學生大多夢想成為法官或律師，所以我也成為其中的一員。我從國小就夢想成為法官或律師，雖然過程中不是沒有其他誘惑，但是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最終當上了法官。
在韓國司法體系中，當少年出現偏差行為或犯罪時，對非行少年的處遇基本上分為以「隔離」為前提的「設施內處遇」和不隔離的「社區內處遇」。青少年恢復中心是「非行少年專用的替代家庭」，屬於社區內處遇機構。只要孩子們想要離開，隨時都能從青少年恢復中心脫逃，所以最重要的，是讓交付青少年恢復中心的孩子能在規定的期間內好好住在那裡，避免他們脫逃。
少年法庭的法官和律師、青少年恢復中心的負責人，彼此保持順暢的溝通，有助於避免生活在青少年恢復中心的孩子脫逃。所以我只要有時間，就會經常去青少年恢復中心，見見那裡的負責人和孩子，盡力維持良好的關係。這樣的努力也得到了顯著的成果。
- 問：面對眾多非行少年、審理少年事件的經歷，對您的人生、與自己孩子間的互動、教育方式、期待等有哪些影響嗎？您最期待孩子們學會的能力、培育的價值觀是什麼？為什麼？
答： 和非行少年的溝通，對我自己的人生或是子女教育方式沒有太大的影響。反倒是我小時候窮苦的經驗，以及我和朋友、前後輩一起成長的生命經驗，決定了我對非行少年的期待，也是我和他們在溝通上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和孩子之間的互動、教育方式、對孩子的期待，同樣也是由我的兒時經驗所決定。
我希望孩子自由自在地成長。只要不是特殊情況，我盡可能不介入孩子的生活，不過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具備一項能力，那就是「深刻理解他人的能力」。我認為我們讀書的最終目的，在於深入理解自己，以及理解和自己相同的他人。我相信對他人的理解，是減少人際間的衝突，創造世界和平的捷徑。
- 問：書中提及在您剛開始審理少年案件時，單一案件只有三分鐘的時間，被稱為「泡麵審判」、少年院過度飽和與人力不足，您認為是什麼因素導致這些情形呢？同樣的情況在成人案件、監獄裡會發生嗎？為什麼？
答：我認為整個韓國最得不到保護的團體，就是這些非行少年。
第一，他們沒有投票權，不是國會議員關心的對象。
第二，他們大多缺乏願意努力改善非行少年處遇的保護人，就算有，保護人的經濟能力或社會地位，也通常不足以成立學生家長會之類的組織，透過組織來形成輿論。
第三，非行少年的家庭環境無法提供律師高額的委託費，所以律師不太關心非行少年受到的法律處遇。就連最有權力影響非行少年處遇能否改善的律師，都沒有太大的興趣，想當然韓國少年犯的人權是最不受重視的。
最後，是社會對非行少年的偏見和嫌惡。這在制定非行少年相關政策的時候，是最為不利的要素。我認為就是上述這些原因，導致了審判少年事件的時候，會出現「泡麵審判」之類的情況。
相較於少年審判，成人刑事審判或成人看守所的矯正程序較為良好。因為成人刑事審判的律師經常和委託人見面，受委託的律師也可以隨時進入成人看守所，加上還有監督人權的機構隨時管控。
- 問：「非行少年」或「犯罪者」這類社會標籤造成接受保護觀察處分的青少年高達90%的一年內再犯率，您認為是哪些因素，助長了整體社會對非行少年根深蒂固的標籤化與歧視呢？這種現象在成人犯罪、更生人的情況有哪些異同呢？
答：接受保護觀察處分的青少年因為沒有留下前科紀錄，也不會立刻從事經濟活動，所以情況和成人不太一樣，社會標籤造成他們的就業限制或其他不利條件的可能性較低。所以我認為，接受保護觀察處分的青少年一年內再犯的最大原因，大多不是因為社會標籤，而是他們周遭環境沒有改變。接受保護觀察中的孩子，有機會接受各種教育和體驗，這個過程能幫助他們下定決心遠離偏差行為。
但是我在前面說過，如果他們所處的環境沒有改變，他們的決心不會堅持太久。當他們依然在家中遭受父母的暴力或虐待的時候；當他們沒有可以阻止他們再犯的保護人，或是支持依然薄弱的時候；當他們的朋友依然頻繁出現偏差行為的時候，這些非行少年不再犯的決心可能瞬間崩塌。所以比起社會標籤，環境影響青少年再犯的機率更大。
我認為成人稍微不同。如果成人受刑後回到社會，像青少年那樣所處環境依然有限，也容易暴露在重大犯罪中，那麼再犯的可能性相當高。不過，如果前科犯的環境不那麼惡劣，但是因為社會標籤而在求職或尋找住所的過程中遭遇挫折，受到犯罪誘惑的可能性將會提高。
- 問：您在書中提及，若想要改變一個人，就必須給對方希望。您曾碰過被支持、照顧，也被給予希望的少年仍無法改過自新的案例嗎？就您的觀察，造成這些特例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答： 對非行少年而言，「希望」只能提高脫離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卻不是讓孩子完全遠離偏差行為的最終辦法。希望可以強化非行少年不再犯的意志，但是光有意志還不夠。我看過不少意志堅定，但是還沒有養成習慣，或是沒有脫離既定的環境，最後依然出現偏差行為的孩子。如果孩子有周遭的支持和照顧，也活在希望之中，那麼脫離偏差行為的可能性當然會提高，但是就連這樣的孩子，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脫離偏差行為。要是沒有改善錯誤的習慣和不良環境，那麼單憑希望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