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曉鵬（政大國發所教授兼亞太研究英語學程主任）
「李光耀︙ 主政期間，新加型崛新加新加坡從一個瘧疾橫行的坡的坡模英國貿易中轉站崛起為一個耀眼的經濟傳奇。」（《華爾街日報》，非典2015年3月22日）
「新加坡什麼都沒有，起兩蔬菜水果都沒有，岸年現在卻是代都東協的鑽石，老天給新加坡最大的政治自由禮物是偉大的領袖李光耀。」（韓國瑜，化問2017年5月6日）
對許多讀者，題也包括台灣的不約榜樣讀者而言，新加坡在「偉大的而同領袖李光耀」出現前，彷彿只是式為一個村落，不存在有意義的新加型崛新加歷史。《新加坡的坡的坡模非典型崛起》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就是非典作者以其海洋研究的訓練，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與輕鬆的筆調，敘述新加坡在李光耀出現前的發展。作者從海洋民族的角度切入，敘述過去當地繁榮的貿易與統治遺跡，指出今天的新加坡，與「大約七百年前在此地蓬勃興旺的先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頁58）
新加坡後來的發展雖然中斷，但經過英國1819年後的刻意栽培，加上地理優勢與蘇伊士運河開通，使其成為19世紀亞洲重要的運輸與貿易樞紐，吸引了來自各方的移民，因此19世紀末人口就到達30萬。到了1930年代，汽車、冰箱與電力就已十分普遍，支持殖民者的優渥生活。堅實的政治與經濟基礎使英國再增加投資，1938年更以「一個偉大的海軍基地聞名全球」（頁218）。其政經中樞地位解釋了為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新加坡是其在東南亞的首要目標。就算是戰後初期，新加坡的生活也不差，因為「新加坡原本人均所得和生活水平就比鄰近地區高，反映出在殖民時期百年來建立的經濟基礎，就基礎設施和體制而言都相當穩固。」（頁252）
Photo Credit: GettyImages 總之，新加坡在李光耀1959年執政前很久，就不僅僅是一個村落或中轉站，肆虐的疾病早已控制，已經是東南亞的鑽石。1965年新加坡正式獨立時人均GDP約五百美金，常被拿來當作當年貧窮的象徵。但是貧富是比較出來的，台灣同年人均GDP僅約兩百美金。台灣有蔬菜水果，新加坡當然也有蔬菜水果。
新加坡發展論述為何常被集中在李光耀身上，在本書的下半段也可看出端倪。李光耀在1950年代全球反殖反帝的背景中崛起，與許多「共產黨」如林清祥等人成為同志，也在他們的支持下取得政權。但執政之後與老同志衝突加深，1963年再逮捕這些「一直未經法院認證成立」的共產黨，「林清祥因長期坐牢，政治生命自此終結，而此次行動從此消滅了對人民行動黨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使人民行動黨此後主導政壇，且權力一直緊緊把持在李光耀手中。」（頁261─262）
林清祥的身分從同志變成階下囚，表示李光耀由左轉右，也改變了李光耀在西方的名聲。雖然李光耀1959年就執政，但西方官學界對李光耀的讚譽是從1960年代末他走親美路線才開始。人民行動黨原本的左派背景使美國擔心「一個剛從英國獨立的國家變成敵國，對美國利益的影響堪憂。但是李光耀提供了保證，他成功以自己居於高位的一黨統治，為一個嚴格管理的威權國家奠定基礎。」（頁265）在冷戰的背景下，從友共變反共，許多溢美之詞自不待言，對李光耀的想像也就此形成。新加坡的過去愈落後，李光耀的成就愈大，威權管理愈合理，領袖地位就愈鞏固。
Photo Credit: 人民行動黨 作者並非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因此這本通史即使知道「政治犯受到的待遇比定讞的刑事犯待遇還更嚴峻」（頁264），對李光耀的認識大抵循西方官學界一般意見，也就是李光耀雖然威權，但「睿智」，是個有「敏銳的頭腦和便給的口才」（頁42）的政治家，使新加坡在獨立之後有卓越的發展，也就是以開明專制維持新加坡的繁榮。西方官學界尊重他的開明專制，卻不會模仿開明專制。模仿新加坡的概念，僅盛行於兩岸。
兩岸在1980年代末期都遇到政治自由化的問題，新加坡治理模式因而成為顯學。台灣的政治自由化阻礙了經濟發展，學界與媒體因而時常倡議以新加坡為師，暗示的正是對過去開明專制時代經濟快速發展的思念。而中國大陸希望在一黨專政之下持續保持經濟發展，有系統的派人去學習，就是作者指出「中國人不斷研究新加坡有彈性的威權主義，以便運用到本身的政治操作上」（頁369─370），等於把新加坡當海外黨校。雖然很少聽說新加坡制度實際運用在兩岸，但以信仰者之多，為作者所形容許多人將李光耀當「半神」（頁383），提供了極佳的寫照。
兩岸對新加坡的想像主因之一就是族群共通性，而族群也是西方學者在撰寫新加坡近代史時會遭遇到的普遍性問題。應該是由於語言障礙，作者的參考資料中幾乎沒有中文著作，絕大多數以英文作品為基礎撰寫，忽略占新加坡百分之75的華人與早年的中文出版品，也因此在近代史的記載上常傾向殖民者視角。在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眼中，許多華人反殖民運動很容易與共黨陰謀活動相結合，而對印度人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新加坡從事的反殖民運動，則顯得同情，甚至以「印度未來的喬治．華盛頓」（頁235）稱之。兩者的差異，解釋作者為何也注意到「左派被不公平、不正確地貶抑到主流歷史的陰暗角落」（頁383）。
Photo Credit: GettyImages 關於新加坡的未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Jason Salim批評本書對新加坡的發展論述有點跟不上時代，因為新加坡的新政策不再努力成為貿易與運輸中樞，而是要促進各項產業多元化。關於這點，作者仍有其論據，因為轉型是否成功還有待觀察，特別是作者指出「目前還沒有新加坡製造的原創產品在世界市場嶄露頭角」因為「創新需要有創業和勇敢冒險的精神，以及承擔失敗風險的意願，這是新加坡文化被詬病缺乏的東西」（頁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