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米爾・吉瓦尼（Jamil Jivani）
第二章 菜鳥新移民
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賓頓（Brampton）市毗鄰一個小購物商場的年輕怒黑移民社區長大。賓頓最先是人為人青多倫多西北的郊區小城，後來在1990年代初至2010年代初之間，何憤好萊人口由大約20萬增長到近60萬。少年這些人口增長最初是為何塢黑文化由潮水般的移民和新加拿大人帶動的，他們住不起多倫多市區內的嚮往生活，而被吸引到像賓頓這樣的幫次地方，經濟能力較差的年輕怒黑家庭比較負擔得起這裡的房屋。
我的人為人青鄰居大多屬於加拿大兩個最大的少數族裔群體：加拿大黑人（2011年占全加人口的2.9％）和加拿大錫克教徒（占1.4％）。加拿大的何憤好萊錫克教徒和黑人社群在對抗排斥的奮鬥上，有類似的少年歷史。在全加拿大有關平等問題最重要的為何塢黑文化法院判決中，錫克教活動分子一直是嚮往重要關鍵，而黑人社運人士也一直參與許多政治和文化的幫次鬥爭。
1989年，年輕怒黑我的家人剛遷入這個地區時，黑人、錫克教徒和白人家庭都在此居住。而隨著我年齡增長，白人家庭搬走了，他們房子大半都由錫克教徒買下，因為他們希望住在附近的錫克教謁師所（gurdwara，錫克教徒的禮拜場所）附近。到1990年代後期，大約在我們搬到賓頓十年後，我所念學校同年級的白人學生不到五人。大多數學生都是錫克教徒或是加勒比海族裔。
在我們的社區，所有的人都必須了解自己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新環境中有什麼樣的身分。我們在這方面的歷程以及找到歸屬感的地方，形形色色，各有差別。
好萊塢黑幫次文化
我的好友大半都是牙買加或千里達裔的黑人。在我們的父母還沒移民到加拿大之前，就已有一種黑人身分在等待我們。這個身分透過美國媒體傳達給我們，提供了黑人在西方國家中的涵義。我們由饒舌歌曲和音樂錄影帶（MV）接收到的訊息向我們介紹了迷人的好萊塢黑幫次文化。
哈佛大學社會學者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把這種次文化稱為「年輕黑人男性的狄奧尼索斯陷阱（Dionysian trap，狄奧尼索斯為希臘神話中的酒神）」，這個陷阱包括「放學後在街上閒逛、購物和漂亮打扮、性征服、派對嗑藥、嘻哈音樂和文化，以及幾乎所有的超級運動員和許多全美最出色的演藝人員都是黑人。」我會落入這個陷阱，不是因為我很窮或住在暴力社區，而是因為它原本就在那裡，而我也想與在陷阱裡的朋友打成一片。
1990年代後期，我一進中學，這種次文化就在我的同儕團體中成了主流。有一天放學，我們一群人走路回家，談起DMX專輯《Flesh of My Blood, Blood of My Blood》中的一段新音樂錄影帶。學校裡最受歡迎的同學瑞奇談到了它多麼出色，DMX如何成為「最真實」的饒舌歌手，因為他的音樂錄影帶和跳舞無關。
我們大部分人都看過這段新錄影帶，也同意這位受歡迎的同學所說的一切。有些人假裝看過它，因為我們想看起來很酷。在瑞奇的大力推薦之下，DMX成了吸引我們的嘻哈音樂類型標準。形形色色的饒舌歌手都被推到一旁，只剩下一個非常狹窄的群體──黑幫、毒販、硬漢和槍手。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很難說為什麼我們會在各種類型的饒舌音樂中，選擇特別具有侵略性和暴力的黑幫饒舌（gangsta rap或gangster rap）。我認為我們喜歡它，一部分的原因在於：它反映了我們內心的某種憤怒。我們憤怒，因為我們身邊沒有父親，因為我們的家庭沒有我們想要的錢，因為家裡的生活不穩定和不愉快。我因為這些原因而感到憤怒。黑幫饒舌也是我們聽過最有動感、最有趣的音樂。它利用了年輕人叛逆、反權威的傾向，而我們也沒有任何角色模範引領我們遠離它。
經濟因素也使我們更可能消費好萊塢黑幫次文化，因而被它吞噬。在我的童年時代，DMX是舉世最受歡迎的饒舌歌手，他的音樂正是針對像我這樣的人做行銷。整個嘻哈音樂變得越來越以犯罪、毒品、暴力和其他黑幫活動為中心。長島霍夫斯特拉（Hofstra）大學法學教授阿姬拉・佛拉米（Akilah Folami）把這種廣泛的轉變歸因於美國電信法的變化。她寫道：
「1996年的電信法造成了廣播業大企業媒體集團的發展，它們控制了廣播頻道及其內容。這個法案使廣播節目中幾乎無法聽到其他的饒舌音樂聲音，因為企業集團並不關心觀念的多樣性，而只在意要滿足市場所創造對此類歌詞的消費者需求。」
我的朋友和我不僅僅是模仿廣播中任何流行內容的消極消費者，也因為我們還是孩子，只能接受我們所能得到的文化產品。由於決定要推廣哪種饒舌歌曲的人較少，因此朋友和我聽到的饒舌音樂逐漸縮小到少數的風格和訊息。對我而言，DMX代表了這樣的趨勢，但它也可能與其他樂手聯結在一起。
加拿大年輕人消費大量的美國電視和網路內容，以及在美國製作音樂的加拿大樂手，例如德雷克（Drake），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威肯（the Weeknd）。因為美國文化的廣泛影響，美國音樂的變化影響了加拿大人，就像它們也影響許多更遙遠的地方一樣。
我們消費饒舌音樂的強度和我同齡團體成員的行為改變，兩者之間有明顯的關聯──甚至該說有因果關係。在我的學校，打架事件變得更加頻繁。我們在各個層面都模仿幫派文化，包括代表不同幫派的方巾（Bandana），和以饒舌歌手為靈感的綽號。我們甚至為朋友團體取了幫派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