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亦絢（作家）
【推薦序】近距離與遠眺
賀淑芳的小說序對寫也〈十月〉講日本女人菊子十歲被賣到山打根，愛上從基隆去的賀淑化書牧師。時間是芳蛻方興孫中山革命的年代。或許因為我留意過相關歷史，推薦台灣小說讓我驚豔無比。未艾在「聖與非聖」、史創傷深時雨「潔與不潔」中的不啻梭巡，絲毫不做作，場及那真是小說序對寫也功力——儘管小說可能有點晦澀。
賴香吟早期偶也晦澀，賀淑化書我也不覺得不妥——有些東西就是芳蛻方興晦澀保得住濃郁——有天突然就敞亮了，也有敞亮的推薦台灣好。過去的未艾賀淑芳也並不掉入文藝腔，但還是史創傷深時雨保有不少書面語的特質。《蛻》令人感覺是不啻巨大轉折。以往只是內容的野性不羈，這下在語言上也放開了。活得不得了。有時甚至感覺到人物就在面前呵氣，非常血肉之軀。
強烈的生命氣息——使用這種熱燙風格處理「歷史」，頗有藝高人膽大的味道。因為原也可以走黃碧雲《盧麒之死》的路，更冷眼旁觀些——結果沒有。兩者各有所擅，黃的優異比較好懂，但我感覺賀淑芳在倫理上也做足了非凡功課——因為，不經深思熟慮，很難「縱身躍入」向來噤聲、連研究也半空白的歷史事件。
寫作者常問，對於真實歷史事件，小說家到底何處可寫？何處不可？我以為這沒有鐵律，但原則肯定是有的。這幾年，儘管國家人權館與出版社合作出了兩大套「白色恐怖」散文與小說選，或可說台灣在「文學與歷史創傷」的主題上，進入較能聚焦的時期，但眾人疑問仍多，也都覺得要觀摩世界各地旨趣接近的作品。《蜕》固然可放在馬來西亞或馬華的脈絡，但對台灣方興未艾的「歷史創傷」深化書寫，也不啻是場及時雨。
「五一三是馬來西亞歷史的分水嶺」——我讀完《蜕》再回去看歷史書，「五一三」並非完全沒被提及，雖然有些只說「一九六九年的種族衝突」——但史書存在若干問題：有從反殖民或國家治理角度出發，只把該事件視為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任內的汙點，讚許之後「新經濟政策」安撫了馬來人。另有盡力逐日還原經過的，但作者似也感到官方資料太占比重，即使力求完備，也難「稟筆直書」。五一三事件後，馬來西亞出現過明訂禁止討論的法律【註1】，對言論自由與學術研究，自有靳傷。二○○○年後，都還有人因與官方觀點不同而受罰。歷史書都表示五一三有其嚴重性，但嚴重在哪，偶爾語焉不詳。
讀過《蜕》我才懂，因為「華人移民」在這段歷史中不怎麼被當成記憶主體，也幾乎不被賦予視角。——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不知道怎麼思考移民，移民好像歷史中的模特兒或假人——被推倒或送命了，還是不痛不癢——有部影片多年前揭發法國的醜聞，有個政策寧可付錢給北非移民後代令其「歸鄉」，也不願接納他們。然而，這些移民當年之所以來到法國，完全是因為法國缺工而主動大量招募。「中英北京條約」的簽訂，使英國可以將中國的勞動人口運往其殖民地馬來半島，一八五一─一八七五就估計有三十五萬契約華工構成「移工潮」【註2】。另外，也有前來依親者。
割膠、洗錫米等華工寫照中，賀淑芳除了帶入了「奇蹟寫實」的色彩（如同「母親挖墳」一場），也深描了參與其中的女性與兒童。〈我父陳亞位〉裡，陳亞位到吉隆坡時才六、七歲，從沒上學，不會聽講馬來話，但會製鞋。五一三時，十歲兒子失蹤，夫妻關係也生變。多年後，在車站巧遇前往應徵新職的女兒桂英，不欲拿女兒錢，謂女兒錢要養女——後接桂英想起弟弟與清明。
父女一向疏離，卻非無情——這段文字無甚奇，但除了寫出受難家屬如何一生為傷痛縈繞，在寫親情上，幾也是萬中選一。桂英「外婆家屋被燒了，沒有人逃出來」，老人小孩無倖免，燒死前遭劈砍。例外是出門工作的阿清阿姨與三舅，後者受馬來人保護躲過。官方公布有七百多房屋受損，流離失所的人也上萬【註3】。「外婆家」只是眾屋之一，但就家族來說，卻幾近滅族。受難的單位不只個人與家族，還有「愛人們」。楔子裡就開宗明義，記憶也與求愛相關，兩者要跨越的困難都必須承認自身曾有真實「壞情慾」。
賀淑芳的大宗記憶者，除了是女性，也是愛慾者。邊洗衣服邊哭喪子的桂英母親葉金英，有情夫阿良叔叔。桂英與阿斑在一起慾火高漲。然而，五一三那一日才「為戀愛鋪遠路」地，特去拿鞋的阿清姨，在路上失去又是密友又是情敵的友梅，還「全家死那麼多人」。感覺到與死亡深連，阿清覺得「我不能再戀愛了」。死亡的威嚇能閹割多少？小說哀悼死於暴力，但並不與死亡連成一氣閹割人物，這是愛慾立場能夠帶來深刻人性的表現。
馬來西亞史很複雜，最忌以其他歷史「以此類推」。史上固然出現過歧視華人的種族政策，但要化約所有馬來人皆信此道，也很可疑。《蜕》面質也扭轉了歷史刻板印象，但先於一切的，還是「以文學技藝轉變記憶基模」的批判與實踐。血脈、族群或國別，是十九世紀遺留的長期記憶基模，親屬世系以及與國族有關的年代，至今仍是強勢基模，經常犧牲其他基模或作為其他基模的「遺忘機器」。
譬喻而言，賀淑芳的記憶之屋，不是家祠，更近萬應——它補綴連補綴的「百衲被」組織，容納了更多族群二分外的感懷與見證——〈宋紅歡與宋萬波〉是較鮮明的例子。小說一方面近距離地擁抱了愛戀與生活的肉身痛楚，另方面，也不忘遠眺歷史（或對或錯）給定的身分與包袱。兩者的高反差交錯，帶來極其繁複的衝擊。既形成小說家獨特的五一三文本，也深切地對應近年藝術文化領域，對於「後國家之必要」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