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原文〈走不正常的陳奕路？陳奕迅的怪異哲學與香港〉，分拆成3篇在本網刊載，迅的寫本文為下篇。故事）
文：海邊欄（末日未接近時成長於香港，最後現為文化人及寫作人。何仍本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答案，留待來編結果卻不似預期，時代只能透過無數夾雜着焦慮的陳奕問號裏探索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異質視角與叛逆的迅的寫世代
打從出道之初，陳奕迅就不甘於遵從商業市場對流行曲的故事限制，敢於嘗試不同類型的最後音樂，這為其開拓出一片較廣闊及較自由的何仍創作天空。除多元化的留待來編音樂曲風、具創意的時代演繹外，陳奕迅的陳奕歌曲主題及舞台表演亦不拘一格。值得留意的一點，是他的歌曲及表演突破了主流文化審視世界的框框，以較抽離或邊緣的視角來審視我們身處的社會。這視角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體現：
首先，他的歌曲常從邊緣者或社會弱勢的身分述說故事，再現他們的情感經驗。《無人之境》（2009）及《龍舌蘭》（2018）表現人在經歷一段不容於世、挑戰道德底線的戀情時面對的心理掙扎。《浮誇》描述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人如何透過過火的舉措來確認存在感。《他一個人》（2001）及《海膽》（2017）是單身漢的自白。《King Kong》（2003）是肥胖者拒絕變瘦的宣言。
《兄妹》（2003，林夕詞）記述同性戀者無法跟異性相愛，卻又因為對方是「於事無補的安慰」而刻意維持一段「保持安全範圍」的關係，表現他內心的糾結。這些歌曲都沒有批判意識，其製造出來的寂寞感卻能撥動受眾的心弦，讓受眾在聽歌的過程獲得一種被理解的慰藉。
其次，他的歌曲及表演都以抽離的角度，審視都市的生活方式。早年陳奕迅的歌曲已對城市生活方式及價值觀抱持不安及懷疑的態度。《黃金時代》的主角利用自己最「黃金」的時間，做盡那些被城市人視為最「幸福」及最「自由」的事：購物、吃喝玩樂、逛街及談情，換來的只有空虛與寂寞。《第五個現代化》（1999）描述世紀末日新月異的科技對人類世界的改變，表現對科技取代人類情感生活的恐懼。
千禧中期之後，陳奕迅歷練多了，對待生活的態度較之前溫和，卻仍堅持反思生活。《今天只做一件事》（2009）嘗試探討慢活對提升生活質素的可能性。2006年演唱會《Get a Life》一反紅館嘉年華模式的表演，以暗黑的色調、可怕的動物及妖物、舞蹈員人妖難辨的裝扮，火災車禍的情節再現，嚴肅地探討生命中的各種詭態。除此之外，演唱會也挑戰一般人「重生輕死」的線性生命觀，以葬禮作為演唱會場景，透過想像死亡，反思生命各種無常的際遇以及人際關係裏的各種糾結。
另外，陳奕迅在詞人林夕及小克的加持下，把宗教元素注入流行曲。《不來也不去》（2009）指出事物本無自性，生命裏所有事物的到來都是因緣的聚合，從來都沒有「生」因而也沒有「滅」，從來沒有「來」因而也沒有「去」。《告別娑婆》（2013）指出生命各種循環不息的聚散都受制於因果，要擺脫這無止盡的痛苦，人必先從改變念頭的角度出發，明白輪迴的本質，放棄對生命現象的執取。以上歌曲豐富了流行音樂的意涵，為受眾對生命的理解提供另一個角度。
陳奕迅為人率直，曾批判香港樂壇「悶」，也毫不留情地批評部分傳媒窺探其私隱的做法不合理。在填詞人的支援下，陳奕迅批判的聲音都轉化成歌詞，以其批判的視角鞭撻社會各種怪現象。《小孩不懂怕》（2003）批判戰爭對小孩的傷害；《謊言》（2003）批評傳媒、廣告不停傳輸誇大失實的訊息來欺詐市民；《真相》（2003）則反過來，批評大眾不願接受真相而樂於接受假消息的情況。
2010年後，香港社會的矛盾愈來愈大，陳奕迅歌曲中的批評聲也日見尖銳。經典作《六月飛霜》（2011）描述畸形社會預設了一種畸形的烏托邦想像。置身其中的人們為得到所謂的「幸福」，或為了避免成為不安全的離群者，甘願扭曲感覺、歪曲事實、犧牲別人以求存活。此曲借以上敘述，剖析人性的麻木與脆弱，並批判社會黑白顛倒的荒誕。《阿貓阿狗》（2013）批評在上位者常把「誰都很重要」掛在口邊，着小市民「奮鬥」，實際上卻視他們利益於不顧。小市民猶如「阿貓阿狗」，在危難時連登上「方舟」的權利都沒有。《主旋律》（2013）反映社會在高唱主旋律的語境下，人們有冤難訴，以致相互仇視及敵對的情況。
陳奕迅的異質性受到大眾的認同，除了因為他的表演能力外，香港社會脈絡同樣對此起關鍵作用。由九十年代末冒起至2020年，陳奕迅稱霸了樂壇二十多年。他的黃金時代恰巧遇上了八十後、九十後成長的年代。八十後、九十後出生於一個物質生活相對富足的社會，不愁衣食，也有條件購買奢侈品。然而，富足的物質條件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充實的幸福感。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目睹上一代在香港經濟發展走下坡的情況下吃盡苦頭，不再麻木相信努力向上，遵從遊戲規則就能為他們帶來美滿的成果。到他們長大後，香港已變成風險社會，貧富懸殊加劇，置業難若登天。他們親身體驗勤奮向學、工作不一定為他們帶來生活上的保障。另一方面，社會問題如政制改革、保育問題、國民教育爭議毫無疑問令更多八十後、九十後對現存制度產生懷疑及否定。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小被鼓勵實現自我價值的他們，都渴望能「做自己」，擺脫社會為他們預設的各種框框，尋找另一種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