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涂豐恩
巴森：二十世紀的巴森史學靈魂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詩人艾略特曾經留下這麼一個著名的從黎句子。而對一九六八年的衰頹哥倫比亞大學而言，四月就算不是推薦套書最殘忍的月份，也絕對是文治萎症最不安、最動盪的療西靈枯裡一段時間。
那一年，心方這平靜的巴森校園成了學生與校方的戰場，雙方的從黎衝突隨著時間逐漸升溫，最終釀成了一場風暴。衰頹四月底，推薦套書一群不滿的文治萎症學生，在學校中發起了激烈抗爭，療西靈枯裡他們封鎖了圖書館、心方這占領了校長室，巴森甚至近乎綁架般，將一位教授留置了二十四小時，當作人質，用來與校方談判。這些舉動讓許多人感到詫異，也在校內引起正反不同的意見。有的年輕教師同情抗爭的學生，卻也有些學生急於和他們切割，認為抗爭者只不過是一小撮人，無法代表大多數的意見。
抗爭學生的動機各異，目標紛雜，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個是抱持反戰的心態，不滿學校接受軍方資助、攜手研發戰爭武器。當時美國陷於越戰泥淖之中，反戰風氣熾烈，年輕學子尤其是急先鋒，不少人大呼：「只要做愛，不要作戰！」崇高的學院殿堂為軍事權力服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外一股抗爭的力量，則來自六○年代高漲的民權運動，而黑人在其中尤其扮演關鍵角色。哥倫比亞大學緊鄰紐約的哈林區，正是許多黑人的居住地，自然無法置身事外，校園中的黑人學生紛紛受到召喚，投身運動行列。他們認為，哥大名列美國菁英名校，對周遭不公不義卻不聞不問，毫無作為，令人氣憤。
反戰風潮碰上民權運動，點燃了校園裡反對權威、亟欲打倒既有體制的野火，燒向了大學的管理階層。學生們提出了改革方案，要求校方接受，而且沒有妥協餘地。激進的抗爭手法在校園內畫出了一條無形的線，將人們分成對立的兩邊，贊成與反對的各不相讓。
眼看抗爭愈演愈烈，哥大校方決定採取強硬手段。在校方的要求下，警察進入了校園，開始驅離抗議學生。但驅離的過程並不順利，學生們占領校長室和行政大樓已經一段時間，早已駐紮下來，豈能說走就走。警方的手段因此愈來愈強硬，而結果不難想見。這一決定猶如火上加油，讓衝突更為激烈，好幾十位學生因而受傷。
校園濺血，受傷的不只是學生，校方也難辭其咎，有人要求校長科克（Grayson Kirk）下台，以示負責。不過科克並未主動辭職，而是等到隔年才宣布退休，但他缺席了那年的畢業典禮，已經算是灰頭土臉。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哥大收到的捐款數字和申請的學生人數都大幅下跌。衝突給這所名校留下一道深刻的傷口，需要很長時間復原。
哥倫比亞大學是巴森（Jacques Barzun）——我們的主角，《從黎明到衰頹》的作者——畢生學習與工作的主要地方。他從十五歲進入哥大大學部就讀，畢業後留校任教，教授「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課程，並同時攻讀博士學位，而後便一直在此地工作，直到一九七五年退休。換句話說，巴森的大半人生都與這所學校緊緊聯繫在一起。
巴森的一生有著典型的學者的一面，生活圍繞著教學、研究和寫作。他自一九三四年起，與校內另一位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崔林（Lionel Trilling）合授「經典名著討論課（Colloquium on ImportantBooks，又稱Great Books）」，一教數十年，不僅兩人成為了思想上密切的夥伴，這門課也成為校園內的經典課程。巴森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學者，比如以《世紀末維也納》一書聞名的蕭思基（CarlSchoske）、歷史學者史騰（Fritz Stern）。
在學生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位特別容易親近的老師，好像總是帶著一些距離，幾分令人敬畏，但他對教學的用心卻是無庸置疑。巴森也是一位特別傑出而多產的寫作者，在漫長的一生中，他出版了超過五十本書。而隨著他在學校的資歷漸深，巴森也開始接任行政主管的職務。一九五八年，他被校長任命為學務長。在位十年期間，他花了不少時間在會議、面談與校內事務的決策。
儘管曾經擔任學校高層主管，但一九六八年抗爭發生的當下，巴森人並不在校園裡頭。前一年，他剛剛卸下學務長的職務，休假一年，校方在處理學生運動時，也並沒有徵詢他的意見。不久之前，他剛被任命為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這是在哥大當中最崇高的學術職位，在位者可以不受科系的限制，自由開課。對巴森個人而言，能夠置身於風暴之外，應該是幸運的。但巴森對抗爭事件自有定見，他既認為校方舉措失當，又指出學生過於天真，把世界想得太過單純，不了解校園現狀本就是各種勢力妥協的結果，不是一兩個改變、或一兩個人下台就能解決的問題。
一九六八年是全世界學生運動的高峰，紐約、巴黎、東京，處處都可見到騷動的年輕學生，他們對眼前的世界感到深刻的煩悶與不滿，往往為了心目中的理想而發起激烈的抗爭。這股運動風潮，在社會各處投下震撼彈。
在那之後，美國的學術界出現了明顯變化，往後數十年，是後現代思想風行的年代，啟蒙的進步與樂觀精神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懷疑主義日益高漲，人們對西方思想傳統開始提出尖銳的反省，各種經典作品也遭到嚴厲檢視，這些出自「中年白人男性」之手的作品，被批評充滿了偏見；另一方面，隨著「認同政治」的興盛，黑人與少數族裔研究、女性與性別研究等各種學門陸續興起，登堂入室，在校園內逐漸占據一席之地。學運開啟了一個顛覆的時代，秩序重新安排，邊緣才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