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詹姆士．克里弗德回應民族誌職權的「文化三部曲」，在台灣的文化文化出版由最後一部論述當代原住民身分行動政治的《復返》開始，進而以討論20世紀旅行書寫與展示策略的困到歷《路徑》接棒，終於到了第一部《文化的境推薦序困境》面世。中譯本出版順序倒過來進行，困境讓閱讀經驗如同農人倒退插秧，從民呈現「退後原來是族誌職權壯遊向前」的生命整體感。
如果說文化書寫引導克里弗德越來越精細地走向身分政治與原民性，史批那麼回頭看待《困境》裡80年代末的文化拼貼論述，反而可以從田野工作與書寫的文化文化「雙向共存性質」（如同希臘神話裡的雅努斯神〔Janus〕，一面朝向過去一面朝向未來），困到歷看到在民族誌形成過程中，境推薦序多項議題的困境共生時刻。三部曲的從民架構有如塞拉為《碧海藍天》所做的電影配樂，將片尾的族誌職權壯遊主題結論寫在前面，因為這樣，《困境》這部談論的議題特別廣闊，論述特別博雜；但也引導讀者發現民族誌批判的多重意義。
在《困境》一書中，克里弗德把12個章節大致區分成四個題材：話語、移轉、收藏、諸多歷史。「話語」（Discourses）呈現民族誌職權的歷史轉向與書寫中見證和記錄的現身。「移轉」（Displacements）則是比較19世紀的旅行與書寫者，從中看到文化內容如何透過移動、並置與「編織」（fabrication）而成為新藝術裡的文本。「收藏」（Collections）相當結構性地比較了藝術鑑賞力、民族誌博物館藏品、現成製品與反藝術，以及觀光商用複製品的對比和流動。
最後，「諸多歷史」（Histories）則以東方主義批判，以及美國原住民梅斯皮部落身分的法庭資料與辯論，作為現代性議題的展現。我們可以說，在《困境》裡，民族誌職權是克里弗德最重視的主題，他在《困境》中以此為出發點，並於文化三部曲陸續展開後續三個主題的討論。我順著議題發展提出幾個觀察，作為與《困境》所感受到的文化壯遊，進行交流對話。
民族誌職權與文化本真性的螺旋關係
在《困境》的討論當中，克里弗德認為人類學者的職權（authority）是透過不同形態的民族誌書寫而展開。民族誌包含了幾個賦予職權的面向：其一是「特定時空」（chronotope）下歷史與地理的壓縮轉變；透過被研究者或在地人跟隨象徵文物或傳說題材等本真性再現於其他形式時，作者如何賦予該關係的權威性。
其二是文化的轉譯與作者身分的建造；作為書寫能動性的建築師，人類學者如何呈現「民族誌文本是在充滿政治主導情境中的多聲交流的編排（orchestrations）」（見本書頁87）。
第三是作為讀者面對文化敘說的轉譯與政治批判，重新思考文化多聲性的理解，在書中表達為「民族誌科學的發展無法單獨理解為寫作與他者性的再現，它最終必然與其中政治認識論的論辯有關」（見本書頁107）。
透過這三者之間的對話，民族誌職權與文化再現過程衍生出了幾個問題：（一）田野工作如何協助進行文化本真性的論述？口傳知識如何與田野工作的詮釋職權合作對話？（二）民族誌的創作與實體資料的詮釋有何連結？如何回應民族誌工作與藝術創作相互關聯的趨勢？（三）藝術創作與文化本真的四個象限（見本書頁386），如何回應當代的政治與文化資產議題？這些問題連結了從傳統民族誌的田野紀錄，到當代民族誌透過反思書寫開創的文化論述路徑，以及身分政治糾纏的復返過程。
透過從口傳到紀錄、從本地報導人到民族誌書寫者的轉換，田野工作以及對它的再現，包含當代尋求民族誌書寫職權與文化本真性之間的對話與協商。過去作為在場的「職權」被「血緣」或者身分認同所取代，文字的反思被誤解為研究者的自我描述，因此出現了許多所謂「自我民族誌」。
但在克里弗德看來，自我民族誌並不是民族誌書寫的實驗與反思類型。若將文字書寫與收藏文物展示的歷史並置，對文化的思考則來自田野工作與文化收藏時的「價值時間視野與後設歷史」（見本書頁92）。因此，如何呈現被轉變的民族誌特質，也帶著研究者的特質如何涉及其中的思考。
《困境》描述的「自我民族誌」並非個人在文本化中未經轉換的「自白紀錄」或「家族經歷」，而是與異文化交互閱讀之後的展示性象徵書寫（例如書中民族誌研究者雷里斯在非洲的夢境與精神分析，或者是塞澤爾在克里奧文化中重新反思「黑性」的書寫）。本書意圖拆解民族誌單單作為（較為神聖的）口述資料文字化，以及本土（原住民）田野工作者身分優先於書寫職權的迷思。
透過上述反思，我們才能夠面對當代許多可能出現的田野書寫認識論問題，諸如：如何處理田野工作與身分政治正確的倫理矛盾、對保存歷史（傳統）文化或是提倡流行混合與創新的衝突，甚至還包括了對於原住民議題復返之後的返祖批判，將民族誌職權的靈光（aura）詮釋為（常見於宗教活動）儀式中的神祕經驗或者祖先遺訓。這樣誤解雖然令人憂慮，但在當前的身分政治情境下卻成為主流。
從田野工作到文化展現的解碼關係
田野工作中對於細緻資料的追求，像是微分程式般地不斷趨近報導人的觀點與細節（可參見本書頁173－174對格里奧爾的分析討論），最終卻為了詮釋文本意義而「拒斥」民族學類型的在地資料收集，或與由此而起的身分政治正確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