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緬懷姚一葦溘然長逝，台灣特殊在台灣戲劇界留下陣陣的劇場劇正婉惜與敬緬；主要是，在1960年代的導師的劇文化冷戰高壓下，倘使沒有姚一葦開展戲劇創作的姚葦嶄新風貌，並帶入中西方美學理論的敘事學理架構，我們終將在1950年遺留下來的詩戲反共戲劇裡，深陷劇場作為一種國家機器宣導的國冷泥濘中，長久而無法自拔。戰文
就在緬懷文集《暗夜中的化下掌燈者》一書中，作家陳映真先生寫了一篇懷思一葦先生的緬懷文章，相當耐人尋味。台灣特殊文中，劇場劇正提及1989年蘇聯、導師的劇東歐解體，姚葦國際情勢驟然急速轉變，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波浪潮中，紛紛退守艱困的陣地。
這時，就映真先生早歲接觸一葦先生，以及對他創作與學問思想的理解，表達了先生必然也深陷困思中的關切。但，其關切卻有轉捩性的折點，說的是：
然而，在先生的戲劇創作和學術理論中，卻從來沒有絲毫中國三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即使最稀薄的影子，而表現出力求嚴謹、理性的、學院的、正統主義的基調。
這裡述說了一件關鍵事務：冷戰延長線上，一位曾經接受過魯迅薰陶，國共內戰中，曾在廈門參與進步學生運動陣營的文藝革命青年；隨著內戰情勢，東渡來台後，在劇場上，卻一逕恆久地，轉身從中國傳統的古典戲曲美學入手，反思西方文化殖民的介入，開展融合古典與當代的戲劇創作文本，並不忘在亞理斯多德（Aristotle）的《詩學》中，尋覓戲劇作為一種表現人類「善行」的終極模式。
運用的是傳統戲曲中的說書形式，讓劇情在唱頌中別開生面；在基本哲學的關注上，則以《詩學》中規範的既成社會／政治秩序，作為人道精神的依歸；即便沒有亞裡斯多德透過希臘悲劇，展示雅典菁英寡頭政治的戲劇「洗滌作用」，卻也一定程度服膺人類普世價值中，對於「善行」的規範。
這樣的人道主義，必然不可能具備或稍稍帶有階級解放的人道意識，而較傾向於在人性論上做功夫。究其因，便是陳映真所言：
對於理想、愛、崇高、寬容、正義……的不可假借的信念；卻也是從來沒有絲毫中國三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即使最稀薄的影子。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將在姚先生諸多劇本中，經意或不經意地便發現：埋藏在劇本人物與情節底部，暗自生成的種種象徵性的指涉。這些指涉或許沒那麼直接就與戲劇的主題與軸線相關，卻在細心思維以及與當時島嶼整體政經結構的相互對照下，迸出後世將現形的種種得以被聯想的意涵。
這其中，在普遍被視作姚先生最為傑出戲劇作品《孫飛虎搶親》中，也能尋出某些端倪。在一些討論中，我們也不難得知，一葦先生的劇本常被認為成功運用古典元素，卻對當代議題顯得疏遠或無法觸及。
這固然和情節、主題慣常從歷史或寓言出發，形構整體戲劇情境有密切關聯；若失去對作品與社會與時代的連帶思考，卻也容易單以作品本身論斷其美學價值。
至少對於姚先生意圖在劇作中傳達魯迅所言：「不做空頭文人」的心念而言，會有所疏忽或偏差，而失之武斷。在《孫》劇中，因為，傳統戲曲的套路構思，孫飛虎不難從一位人人稱盜的匪徒，經過以訛傳訛的複製語言，不斷說出「這位老兄說孫飛虎是個又粗又大又麻又禿背又駝的傢伙」這樣的話語。
倘使，時間回返冷戰文化鋪天蓋地1960年代，這話的聯想，還真有針對性且耳熟能詳，恰是意指「匪諜」而來。其中，影射的，當然是反共宣傳中的敵對勢力，透過街頭耳語的汙名化，達成妖魔化效果。
這裡的言外之意，就是運用戲劇的高超反諷手法，在充滿語言禁制的年代，反諷冷戰風雲席捲下，國族教條如何終將異端對立化的隱喻。
這部劇中，其實在角色換裝的安排上，非常巧妙地藏入諸多暗碼。諸如，以傳統戲曲中的韻語，置入敘事詩劇的特質，角色自如地進出人物情境中：既是人物本身又跳出人物，不動聲色地品評時局與境況。
例如，劇中在孫飛虎一句：「我們都是一樣的東西」後，四位主角開始重複性地反諷或究責自身的處境：「我們沒有選擇，也沒有被選擇」「我們不能辨別，不能思，不能了解」「我們只是躲在一道高牆裡」，及至最後「我們只是躲在我們的衣服裡」。
這是透過傳統戲曲中的叠乘韻語，達成某種雅俗共賞的戲劇性效果，細細斟酌這連續性對句的每一句，有哪一句不是在隱喻那個荒蕪與壓抑的年代；又有哪一句，不是在影射禁閉中，尋找不到出路的人們，潛藏內心裡的困頓。
面對著無法言說的高牆，看不見卻無所不在，清清楚楚映現在人們心底。久而久之，便也形成 一種類似「失語症」的狀態，喃喃地說著說著...像似有所指卻又無所謂的人間百態。劇中透過一席對話所欲表達的隱喻，也呼之欲出：
張君瑞：...可惜沒有一面鏡子，我要照照究竟是什麼樣子。
孫飛虎：我們彼此就是別人的鏡子，我們用不著去找一面鏡子。
什麼樣的情境下，人人都是一樣的，不看鏡子也早已知道彼此一模一樣？這樣的話語在劇情發展中，「戲仿」（parody）地出現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像姚一葦這樣創作背景的劇作家，是在指涉著某種身處的，卻無法直接言說的現實。
在這現實裡，人們看似有不同的名與不同的姓，但都只能被模塑成相同的人。倘若異端思維浮現，冷戰的內化心裡裝置便「制服性」地包圍過來。
如此，認真地看，文化冷戰這詞性在1970年代早期被提及時，在美國境內是一種忌諱。因為，國家要在情治系統的控制下，對抗蘇聯與社會主義陣營；卻也同時，一貫地以兩手策略，為維繫其民主老大哥的形象，將「警察」的真面目隱藏起來。這就是文化冷戰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影響與操控依附於帝國的周遭國家，所產生的實質效應。
從文化心理的脈絡上回看，是一種內化的價值體系，生產著潛移默化的滲透作用；其威力，遠遠勝過軍事、政治、經濟或者其他國族與社會性質的臣服；這也是發動文化冷戰的當時，在1950年初期麥卡錫主義風起雲湧之際，便達成的核心共識。